漫话汤化龙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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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的核心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打造“有限政府”,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力。汤化龙搞立宪运动的初衷就是要限制清廷的权力,把一个专制政府改造成一个“有限政府”;宋教仁反抗清廷是认为在中国的封建体制下无法实现“宪政”,只有推翻清政府,组建一个新的政府才有可能实现“宪政”。二人虽然在实践道路上有差异,但是目标却是一致的。很多人把汤化龙与宋教仁分别贴上“立宪保皇”与“革命造反”的标签使之对立起来,而忽视两人在中国推行宪政理想的共同点,这无疑是抹杀了那一代宪政理想主义者的共性。
汤化龙早年参加的乡试已考策论,题目是“俄立专制,英主立宪,美主共和……试斟酌损益筹所以推行尽善之策”,汤化龙的回答是仿英国立宪。汤化龙在大清无法实现宪政理想,所以转而投身革命,期待在新社会能推行宪政。对于他个人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汤化龙在武昌起义第二天的通电里面就说的很清楚“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民意,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所以汤化龙才说武昌起义是因为清廷“强持专制,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楚虽三户,誓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这也是各省立宪党人的心声,所以汤电一出,不少省份的立宪党人就纷纷响应。但是后世有人别有用心,说他投机革命是为了攫取权力。属于墙头草,见风使舵。这种说法不是今天才有的,就在起义之时,便有此流言。
首义之时,胜负未见分晓,所有参加革命的人都算得上是提着脑袋闹革命的,稍有不慎就可能是身首异处、祸及九族,想要组建军政府难上加难。饶是有黎元洪、汤化龙参与并事实上领导了革命,社会各界响应了了。汤化龙制定了《军政府暂行条例》之后,黎、汤只好多方劝说自己以往的部下、亲朋参与军政府来维持局面。因而在军政府初期的七个下属局里,黎的老部下杜锡钧充任了军令部长,杨开甲担任参谋部长;汤化龙自领政事部长,拉自己的老同学黄中恺担任了外务局长,连汤的儿女亲家胡瑞霖也被汤说服担任了财政局长,外务局长舒礼渐是汤以前咨议局的同事,交通局长马中骥则是汤汉口宪政同志会的会员,当时汉口的大富商。而彼时的革命党除了孙武、张知本以及吴兆麟、熊秉坤这些低阶军官以外,其它有头有脸原定起义前后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均不知下落。原本是危难时刻救场的人事安排,随着军政府稳定了局面反而成了革命党人攻击黎、汤的口实。
听闻武昌起义,革命党人纷纷赶往武昌,一时间武昌城内党人云集。来了就得干活,干活就要安排位置,以《暂行条例》的战时政府构架是装不下这么多官的。在革命党人看来那是的军政府各部正副职一共十九人,所谓纯纯的革命党只有四人,其余的人跟黎、汤非亲既故,所以孙武、刘公、张振武等人在《暂行条例》颁布施行仅仅十日之后,就闹着要改组政府。
改组政府这种事情必然要先造舆论,当时革命党人周鹏程就说“汤化龙就是立宪派,几面倒的。政事部所引用人,大半是他的党羽,将来我们的革命军难免不受他的牵制,吃他的暗亏。”发展到后来,革命党人竟然还编了一首歌谣:“狡哉汤化龙,保皇叹未成,武昌起革命,坐地享其成。”将他描述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还有人耸人听闻地宣称,武昌起义后,汤化龙曾经给清廷发了密电,表示尽忠。关于所谓汤化龙给清廷的“密电”,过去已经百年,学界却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历史学家杨天石曾经对此做过细致的研究,梳理过一系列蛛丝马迹,最后认定所谓“密电”并不存在,只是讹传而已。其实,只要结合当时的权力之争,就不难明白这谣传的源头。孙武更打算在一次会后将汤暗杀,幸而被人劝止。不得已军政府在枪林弹雨之中再次开会通过了革命党人提出的《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
《改订暂行条例》的通过把原本四部的政府部门修改、扩充为十二部,大量革命党人充任各部正副职,而汤化龙的老同学、老同事包括他的儿女亲家都被排挤出了调整以后的军政府。就连汤本人也被罢免政事部长一职去担任编制部长的闲职,只是负责政府架构的完善与制度的修订了。
顺带提一句,调整以后的军政府实业部长是李四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