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汤化龙 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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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对李大钊的信任不仅于此。
1913年冬，汤化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汤佩松、汤佩琳赴日求学，汤“不无担忧，便思忖在东京委托一位忠厚可信的人来关照他俩的生活和学习”，最后通过比较选择了李大钊。
汤佩松回忆当时的情景云：父亲对母亲言：想把佩松托付与李大钊，“请他代为管教。说起来，李大钊还算是我的学生呢。前些年，我在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任教，李大钊就在那里上学。他非常勤奋，文章写得极好；若把孩子交给他，那是一定可以放心的。”汤化龙在日本的学生很多，却特意挑选李大钊照顾未成年的儿子，足见汤化龙对李大钊的信任与倚重。
李大钊与汤化龙初期非比寻常的私交公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大钊的思想言论和政治立场。
章士钊曾言：“据吾所知守常（李大钊）初从汤济武（化龙）孙伯兰（洪伊）游，谈政臭味，与进步党相近。”
在思想言论上，二人都重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主张非暴力的有秩序的进步，都反对封建专制，努力追求宪政。
汤化龙政治蕲向为“国家统一，政治循轨”，主张“以统一固国基，以秩序求进步”，反对革命派打破秩序的激烈行径。他认为：“激烈之革命，有害而无益”，“中国万恶之社会犹如痼疾，去之不以其道，施以猛烈之手术，疾不能已，而或以促其生。”
与汤化龙过从颇稔的李大钊对汤的主张表示认同，他言：“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前者法之事，后者理之事。必以理之力著为法之力，而后秩序为可安；必以理之力摧其法之力，而后进步乃可图。”主张以秩序求进步，反对暴力革命。
汤化龙“夙所梦寐祷祈”者乃“立宪政治者、责任内阁者、政党议会者”，“谓非是不能救国图强”。李大钊早期作品中也有很多关于政党政治理论的阐述，表明了他对立宪政治的向往和追求。
因而在二次革命的时候，汤化龙支持袁世凯批评国民党的时候，李大钊也认为，为了“震伏群魔，收拾残局”，需“惟此枭雄（袁世凯）是赖”，李大钊也担心国民党人的地方分权与联邦之说会破坏国家统一，驳斥云：“彼愚妄之徒，偏欲以地方分权之谬说拥庇之，抑知无论地方分权说，在中国今日，已无存在之余地。”其他如建都地点问题之争、《临时约法》问题之争、“宋案”解决方案之争等，李大钊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暴力革命的立场都和汤化龙基本一致，就突出地反映出所受汤化龙的影响。
但是他们并不是无条件地拥护袁世凯，而是以维护统一、实现社会进步为前提。一旦超越了这个前提，矛盾与斗争也就成为必然。这就是为什么二人由拥袁、劝袁变为最终反袁的内在思想动因。
所以在日期间的李大钊一来接触了更多的西方思潮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潮，二来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以及“二十一条”，李大钊的思想逐渐转变。依靠袁世凯对国民党“以图抵制者，今当以绝大之觉悟，应时势之要求，至少须不拒正当异派势力之发生，稍进更宜自振独立之精神，以指导专断（指袁世凯）或暴乱之势力（指国民党），舍迷途而趋正轨也。”李大钊这种态度的变化，为二人日后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