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汤化龙 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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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体制改革，到支持鲁迅这样的人进行文化革命，汤化龙都没有成功。他针对个别人进行后备干部培养的计划也失败了。
汤化龙与梁启超组建“宪法研究会”的时候，注重对青年人宪政思想的培养。湖北旅京学会成立，汤化龙就任会长。据学生回忆，尽管汤化龙当时每天车马盈门，连门房里都坐满了客人，但是学生一来，他就放着其他客人坐冷板凳，跟学生聊天。他告诉众人，毕业后不要在北京找官做，而要做地方议员，还痛骂官僚是蛀虫。一聊往往就是一两个小时。对于后辈新人汤化龙是竭力支持的。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李大钊。
早年的李大钊决定用他祖父留给他的一部分钱，到通商口岸天津从事对西方的研究。他放弃了进入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的机会，参加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考试，该校是以日本现代教育为模式的。
李大钊大约用了6年的时间，在天津专攻政治经济学，并且学习日语和英语。他没有选择接受技术和科学的教育，并且有意避开那些由于经济发展而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反，他花费了大量精力与一群和自己一样拒绝从事职业工作的年轻知识分子一起，献身于社会科学的学习与研究。
出于政治兴趣，他参加了新闻界的活动，担负北洋法政学会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个天津的学生团体，他们的目的是调查研究政治和社会。北洋法政学会事实上与袁世凯有紧密的联系。它接受政府的资助，并为其提供政治培训，训练北方的军阀和年轻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以后成为袁的追随者。正是通过该会的会刊《言治》月刊，李大钊第一次开始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在政治舞台上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当年的李大钊也是很认可宋教仁的理念的，他赞誉宋教仁是当代贤豪之一，并认为他不单是死于暗杀之手，而且也是死于中国社会道德的败坏。他从北洋法政学校毕业，随即去北京编辑《法言报》，并结识汤化龙。
李大钊与汤化龙的交往始于孙洪伊。
为了筹建法政学会及创办《言治》月刊，李大钊1912年冬，拜访了北洋法政学校的捐资者孙洪伊，得到孙的大力支持。孙洪伊鉴于李大钊学识超群，文笔出众将其介绍给汤化龙。“汤化龙初任众议院议长时，惊服李大钊才华，委为众议院秘书，兼民主党的机关报《天民报》主笔”和《法言报》的编辑。通过办报，李大钊和汤化龙接触的机会逐渐增多。
此时的汤化龙为了选拔一批青年政治家，和他一道承担改造民国的重任，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的培养与扶植。他常言：“革新精神之所寄，除青年学生以外，更无可属之人。理想中之学生，必有轰动一时足当国民铸金之祀者。此理想实现之迟早，以学生之奋斗努力，占社会中坚地位实现之迟早为衡。”
汤化龙通过对李大钊编辑工作的考察，认定他是一个可用之才，遂用进步党经费资助李大钊赴日求学，以备归国重用。曾任众议院首席秘书的李仲公（即李其荃）回忆此事曰：汤化龙“用党费选送一批青壮年同志到日本留学，培养和充实集团的后备力量。被选送的共九人，计有刘道铿、陈博生，是刘祟佑和林长民介绍的，李大钊、李其荃，是孙洪伊介绍又以文字受汤知遇的，张梓芳（即张必果），是蒲殿俊介绍的；霍例白、张润之、李凝修，是李大钊介绍的；南庶熙，是汤提出的。每人每年的补助费是三百元。”汤化龙不仅资助李大钊，还资助了李大钊介绍的霍例白、张润之、李凝修，可见对李大钊的重视。要知道作为教育部佥事、科长的鲁迅干了十几年月薪也才300块，而北大的教授陈独秀的工资也是这个数，可见汤化龙对这批青年才俊寄予的希望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