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汤化龙 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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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上任伊始，便提出《国务院权限节略》，以此进一步限制大总统的权力。在实际操作中，徐树铮更是“欺黎势孤，凡事专擅”，此举引起黎元洪的亲信政客和支持黎的国会中的国民党系议员反感。
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愤而辞职，继任该职的丁世铎针锋相对地提出《府院办事手续》，“主张大总统出席国务会议为根本救治”，并认为大总统对国务院自由行使其职权，如对用人不同意可拒绝盖印；阁员应随时向总统面商要政；国务会议事前须将议事日程呈报，会后须将议事记录呈阅。同时丁又联合内务总长孙洪伊一起对抗徐树铮。后来众议院议员弹劾徐树铮，孙洪伊也欲借此倒阁，此举激怒了段祺瑞，段欲罢免孙，不过黎元洪拒绝盖印。府院之间相持不下。
汤化龙因担心“国中分子运动过激，各走极端”，“倾轧不已，而国家政治乃无平和改进之可言”，试图居间调停，使“各种势力归于平衡”。便多次赴黎元洪、段祺瑞处代为传达意见，此时他表现出的是尽力调和府院的姿态。
然而，其反对派却传言汤化龙“亲谒总统请求免去孙内务总长之职”。反对派甚至在机关报上“冷潮热讽”，认为其欲“乘机攫夺孙之内务总长，”“为段祺瑞捧场”。汤看到新闻报道后，“深为骇异”，因“恐生误会”，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称从未在黎段面前对孙洪伊辞职事“妄加议论”。其实作为议长，汤化龙又何苦去争那个吃力不讨好的内务总长位置呢？尽管汤一再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然而在报纸舆论的推波助澜下，“歪曲之宣传往往胜于事实，感情之判断往往超乎理智”，已经没有人听汤化龙的辩解了。针对他的“冷潮热讽”并没有停止，弄得他“左右为难，只好袖手旁观”。最后，又是徐世昌出面调停，以同时罢免徐孙二人而结束，但双方罅隙已进一步扩大，终于在后来的对德参战案上总爆发。
孙洪伊被免职后，商榷系迁怒于汤，双方误解和矛盾加深。政见之争加上意气用事，致使国会“冲突过于民国二年，其大打出手，几若未尝有相濡相湿之往事”。如省制问题，商榷系力主省制入宪、省长民选，意在反对北洋军阀专权，但汤化龙和研究系认为当前国情不适于省制入宪，大力反对，商榷系议案几次投票都没能通过。这本是政见之争，却因孙洪伊免职事，使得省制问题在“新仇旧怨”的驱使下演变为斗殴案。商榷系“激进者遂动武力以泄忿，以小孙派(为区别于孙中山，国民党称孙洪伊韬园派为小孙派)议员为最勇敢”。宪法审议会也因省制问题大闹之后，“停顿至今，已及两旬。”所以你看如今台湾议会那个打斗场景也算是源远流长的。
再如对德参战问题，请看段祺瑞在《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中提出的参战条件：一、停付德、奥两国赔款，暂缓10年偿付协约国赔款；二、进口关税增至7.5%，待厘金裁撤之后增至12.5%；三、取消《辛丑条约》中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如果这些条件能兑现，中国政府的财政问题可以得到极大缓解。
汤化龙认为参战有利于提高国家地位，“主张对德宣战”，与段立场一致。小孙派“对人不对事”，“因怀怨孙洪伊的内务总长被免职，反对最力”。不但“高唱反调”，且时常出入居仁堂鼓动黎元洪反对宣战，“意在否决此案，以倒段阁”。导致此案相持不决，结果酿成段祺瑞派公民团围攻议院和议员的丑剧。无怪乎时人称：国会“前期之冲突尚含政治之意味，后期之冲突(国会解散而后)则政治而兼个人之怨毒矣。”
1917年4月25日，为了实行对德国宣战，在徐树铮一手策划下，段祺瑞联络各省督军在京召开督军团会议，对国会施加压力。5月10日，众议院召开议会审议对德国宣战案，因徐树铮组织公民团在国会外围示威，虽然汤化龙支持对德宣战，但认为徐的行为属于胁迫国会，逼迫议员，宣布休会直至示威结束。并派人请段祺瑞派兵驱散。
段祺瑞拖延了许久才带兵到国会，导致汤化龙决定停止审议，结果造成僵局。5月11日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海军总长程璧光四位阁员，抗议国会议员被辱，提出辞职。5月15日国务院再咨众议院对德宣战案。5月19日众议院以多位内阁阁员总辞，而催议咨文乃用国务院名义于法律不合，议决缓议对德宣战案，须先进行内阁改组。
同日陈友仁的英文《京报》揭露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西原借款），舆论哗然。是日，督军团联名通电要求解散参众两院，改制宪法。5月21日黎元洪下令撤销段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指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认为免职令未经副署，不合程序，“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发生影响，一概不能负责”不承认黎的免职令，造成民国史上第一次的宪政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