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汤化龙 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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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暗杀,冯自由的说法是“此三壮士之志愿,皆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
如果说宋教仁被杀国民党牵涉其中只是路人猜测与演绎,黄远生之死还可以栽赃袁氏,那么这次汤化龙之死,国民党人一点掩饰的动作都没有,而是大包大揽了这个“功绩”。
刺汤案发生之后,孙中山即电令在加中华革命党人用玻璃棺装殓王昌遗体,并派两名专员赴加拿大迎灵回广州,停灵于永胜寺。随后,灵柩运抵香山石岐,在城隍庙举行了追悼会,并将棺木更换为檀香山棺。此后,灵柩又由庆云舰运到广州城,并在市立第一公园又举行了追悼会。会后,王昌被以党礼葬于黄花岗的左侧(现黄花岗公园)。王昌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即包括该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获得党葬的第一人。
王昌墓拥有一个宽大的用花岗岩石砌筑的墓台基。
墓台基西北面为墓门,墓门竖立一石牌坊,上书汪精卫所题:王昌烈士墓。石牌坊下为墓道,西立刘震寰所撰墓表。墓表说王昌道“少颖异,好任侠。”“每痛祖国时政窳败,辄欲得当以报国。及袁氏称帝,天下鼎沸,尤悲愤不自胜。时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实为之谋主。烈士尝耳其事,未得间以惩之。”说汤化龙“后袁氏覆亡,汤犹不悛。七年五月,复承伪廷旨渡美,商举外债,以增兵祸国。”于是王昌“烈士侦之审,挟手枪逆于途。弹发,汤应声仆,不死,宛转呼援。烈士更前握其首,弹再发乃绝。烈士翔视既竟,白:“吾事毕矣!宁能頫首受鞫,为异族刀笔吏辱。”遂引枪自决。”国民党人认为“呜呼,共和肇造,袁氏以枭雄柄政,初未尝无所顾忌,自若汤者三数辈逢恶诡随,国事乃不堪问,而论者犹有原其迹而曲为之说者。藉非烈士一击,则憍伪相承,正义宁可复睹?然观其雍容,五步奋厉无前,志决身歼,一瞑不视,古之义侠何以加焉!”
在汤化龙出游日本前一天,段琪瑞再次出任国务总理。段琪瑞一上台,就以西原借款从日本得到巨额军费,并且于1918年5月16日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段时间恰好与汤化龙出游日本时间吻合。
国民党于是说汤化龙赴日是为了帮段祺瑞“商举外债,以增兵祸国”,杀汤化龙就是断了段祺瑞的外援。且不说借外债一事是不是仅凭汤化龙一人之力就能达成,以汤、段之关系,这种说法就不成立。
汤赴美之前,与段祺瑞已经交恶。当时的政坛闻人刘以芬说:“闻段于梁(梁启超)、汤(汤化龙)、林(林长民)三人中,与汤感情最恶,盖梁为学者,林近政客,唯汤则党之意识特强,故段派嫉之亦特甚。”段祺瑞不可能把谈判任务交给一个他所厌恶的人。汤化龙身为前国会议长,灵柩运回国时,段祺瑞不迎柩,不派人致唁,追悼会之日,不露脸,不送挽幛,冷淡甚于路人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段琪瑞与日本签订协议后,曾遭到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曾琦与汤化龙就曾商谈过学生如何罢学归国反对段琪瑞一事。况且作为一个下野的前议长,对当时国内政局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所以曾琦在同年9月4日日记中所言:“盖汤氏之为人,固有不足取者,然要是吾国之新人物,贤于旧官僚远甚,且政党竞争,自有其轨道,出以暗杀,殊非所宜,吾于是叹党祸之日烈矣”。
革命党人之刺杀汤化龙,说起来,言之凿凿,堂而皇之,实际上,与秘密社会洪门会党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冯自由并洋洋自得的说“自兹而后,曾助袁洪宪作恶之研究系交通系诸政客,莫不爱惜生命,视美洲为畏途。其有赴美游历,或参加欧战后华盛顿和会工作者,咸托人至上海环龙路向总理疏通,必俟取得国民党本部之介绍书为生命之保障,始敢安心渡美。”这跟山大王收买路钱有何区别?
这是自兴中会成立以来暴力革命意识之余续,对于一个强调“民主共和”的政党来说,不仅有偏于正常的政争轨道,而且,每每冠以“正义”之名,“以血腥笼罩政坛,真不知人间何世”?这就是国民党人的“侠义”。以后秉承这种“铁血”意志,国民党再也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1927年以后,曾经亲手枪杀陶成章的蒋校长当家,自然还是用的这套青帮老大的把戏统御党内,治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