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汤化龙 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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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叙事里言及王昌杀汤化龙,有一个理由是汤化龙是广州军政府通缉的要犯,所以王昌的做法是具有革命性的。退一万步而言,就算是通缉要犯,未经审判而处私刑,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文明政府应该干的事情。当然,总是使用暗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于执政的国民党而言毕竟名声不好听。所以为了对付政敌,给政敌扣上个“反革命”的帽子,然后再铲除似乎就显得“光明正大”,“名正言顺”了。
明确将反革命作为一种罪行的法律是1927年2月9日武汉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联席会议”)第22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反革命罪条例》。它规定:“凡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推翻国民革命之权力,而为各种敌对行为者,以及利用外力,或勾结军队,或使用金钱,而破坏国民革命之政策者,均为反革命行为。”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速记录清楚显示,《反革命罪条例》的出台,完全是为审判北洋湖北督军陈嘉谟和武昌守将刘玉春而制订。
而那个蒋校长则是武汉政府认定的反革命。1927年2月17日《蒋介石日记》记载:“六时半起床,静坐,批阅,会客。下午看书,会客。汉口联席会定反革命罪各则,以及各种宣传,对余与静江兄攻击,几无完肤,名余为独裁制,名静为昏庸,除CP以外,无一非反革命,必欲使我党党员各个击破殆尽。所恨者,本党党员谄奉、卑污、趋炎附势、执迷不悟之徒,其罪恶比敌尤甚也。”
1927年2月19日,蒋中正在南昌的民众集会上发表演讲:“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 颇有先总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风范。
等到蒋校长当家,他也玩起了打倒“反革命”的把戏。1928年3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对反革命罪做了更细致的规定,然而各款内容大体延续。刘恒妏在论文中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在「反革命案件」审理程序中,特别实行了陪审制度,而此「党员陪审制」,限定「25岁以上的中国国民党员」具有陪审员资格,仰赖党员对党的忠诚与对党义的认知,去定义反革命。如此认定一个“反革命”实在是司马昭之心。
中国国民党方面虽然在1931年初废止相关法令,而代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然而,刑事法规中的「反革命」刑罚仍旧存在。并且,由于「危害民国」与「反革命」法规上的延续以及审判案例的便利考虑,《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颁行后,《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在司法上照旧有效,虽废犹存。
中国共产党沿用了这个做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4年4月8日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中国玩弄“反革命”把戏的源头来自那个红色苏联。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
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正法”。
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
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546页)。
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于是那以后的中国杀起“反革命”来绝不手软,更不停歇,殷殷鲜血沁染大地,累累白骨无处安魂。
社会矛盾的终极解决还是协商而非暴力压制。所以依靠暴力维护的统治虽可以掌控一时,但那只是暂时延缓了矛盾爆发的时间,这些被压制、掩盖的矛盾终究会以更强的烈度在合适的时间再次爆发冲突。这种强烈度的冲突的表现往往就是社会发生剧烈动荡,从而导致战争进而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要想跳出恶性循环的怪圈,就只能是走全民协商的道路,摒弃恃强凌弱的暴力思维,这对于权力控制者以及普通民众而言都是幸事。古往今来依靠暴力掌握政权的集团被暴力反噬的时候又有几个留下了全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