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汤化龙 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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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富商的孙洪伊早年也是立宪党人，跟汤化龙是“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中的战友，也是个“国会中心主义”的议会迷。虽说宣统元年的时候，孙洪伊曾经被宋教仁拉进了同盟会，但是他与汤化龙这些立宪党人的关系还是要更紧密一些。武昌起义之后，各地宣布独立，孙洪伊也鼓动清军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响应，是为“滦州兵谏”，这直接导致了山西独立。期间阎锡山攻入总督府，革命党乱枪毙了山西巡抚陆钟琦，这是辛亥革命唯一一位死于战事中的汉人督抚。陆钟琦有个孙女叫陆士嘉，陆士嘉的儿子叫高晓松。
进入民国时期，孙洪伊自然而然就跟汤化龙在一条战线上协力奋斗。汤化龙、孙洪伊在1912年4月携手创建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其后改组合并其他政团成为进步党，成为国会第二大党。那时候汤化龙是理事，孙洪伊任党务部副部长，相互助力甚多。随着宋教仁被刺，进而发展成为“二次革命”，全国反袁，汤、孙二人在如何反袁上发生分歧，最终导致分裂，各自支持不同的军阀，从而也导致了府院之争。
汤当时的集团成员多系清末国会请愿运动时的追随者，虽然成员间彼此感情基础深厚，但同样以地缘、学缘为主形成三派。一是以刘崇佑为首的福建派，刘崇杰(刘崇佑之弟)、刘道铿、陈博生等属之；二是以孙洪伊为首的直隶派，王乃昌、牟琳、李其荃(李仲公)等属之；三是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派，丁士峄、蒲殿俊、胡瑞霖等属之。汤化龙“领导湖北派运用于福建、直隶两派之间，乃居于整个集团的领袖地位。”其中福建派刘崇佑行事稳健，虑事周密，富于谋略。其与汤“不特为政治之友，而且属道义之交”。每党中有大事，汤化龙“非就商之不能决，而刘每一主张，必持之甚坚，众当时虽苦其颛，事后则多服其远见。”因此，刘福建派在集团内人数虽少，却有很大的发言权。
袁世凯称帝意图显现以后，进步党立刻起来反对。不过刘崇佑等人恐暴露反袁目的，重蹈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的覆辙，称“固然不甘附逆，但政党手无寸铁，若行动过于暴露，恐将被袁一网打下”，主张汤“应出国待机”，并建议林长民留京“奔走帝业，为革命失败后占一地步”。孙洪伊则秉其“尚侠好义”之气，“大示反对”，谓“我们都想做人，偏要令宗孟(林长民字)去做傀儡，此岂对朋友应有的事。”同时，孙洪伊“性情急躁”，“不畏强暴，敢于冒风险”。他鉴于袁“益猖獗而行诡谋，觊觎非常”，国会重开无望，一改往日“隐忍以顾大局”的态度，对袁不再抱有幻想，主张公开反袁。并言“既然不甘附逆，坚决讨袁，拥护民国，大义所在，还计较什么成败利钝”，“等到人家做好，我们再来，迹近投机，天下人其谓之何?!你们不干，我就一个人去干。”
汤化龙在“二次革命”期间就反对用武力对抗袁世凯，希望在法制框架内解决问题，国民党人嗤之以鼻。此次反对袁世凯称帝，汤化龙依然秉持这种理念，又被孙洪伊不耻。
激进的孙洪伊则于11月携带进步党的活动经费，带领彭介石等人赴沪展开反袁活动。孙赴沪后，派李仲公去天津“向汤报告他与西南接洽和在沪一切活动情况”，试图促使汤改变主意。汤依然不为所动，坚持要走法制解决的道路，其与孙在反袁问题上出现明显分歧。
汤孙关于反袁分歧貌似系不同行事风格所致，其实背后凸显的是稳健与激进两条道路的区别。汤化龙最终选择的是一条极力避免暴力革命的，风险小、冲突少的稳健之路，以和平方式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孙洪伊则坚持“政治家要硬干”的激进态度，果断与袁决裂且不惜以暴力形式反袁。因此，汤加入反袁护国战争后虽与孙分歧暂时弥合，但二人不同的行事风格和道路选择，随着护国战争中新问题、新矛盾的产生，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