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汤化龙 卅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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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善后大借款”的冲突袁世凯免去了李烈钧都督官职，令其到京听候酌用，胡汉民改任西藏宣抚使，柏文蔚改任陕甘筹边使，这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国民党之争，岑春煊、章太炎、章士钊等人亦往武昌见黎元洪，冀望调解，但无功而还。
不死心的孙中山认为机会来了。他电令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宣布独立，但是遭到拒绝。于是孙中山派宁调元、熊越山到汉口设立武力反袁总机关“国民党交通部”，在汉口成立公民讨贼团，该团在汉口发动军队，并且在襄阳、宜昌、岳口、新堤设机关。预定6月25日在武昌南湖集结之后攻打首义门，宣布独立，相机北伐。结果武汉的行动被黎元洪破获，攻打汉阳制造局失败，南湖炮营也全军覆没。
察觉到国民党异动的袁世凯开始积极部署军队以防不测。7月8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潜抵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12日，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正式拉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其后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湖南相继宣告独立。
孙中山除了派人到汉口组织反袁，还暗中派朱卓文到南京策动第八师下级军官起兵讨袁。而这第八师是黄兴辞去南京留守职务时特意保留下来的部队。而南京的部队以无黄兴命令为由拒绝行动。不得已在“二次革命”爆发后，孙中山逼着黄兴到南京带领着第八师胁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程德全随即以看病为名逃往上海。
对于国民党人视法律为儿戏，肆意动用武力破坏法制，孙文以一己之见裹挟党员，各界是极为反感的。作为极力维护宪政的汤化龙认为进行再革命，本身就是对辛亥革命成果的不珍惜，革命之后中国需要的是秩序，是迅速进入民主宪政的正轨，而暴力革命只能给国家带来混乱，甚至葬送革命的成果。所以他才说“这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立刻就联合议员孟森等进步党议员发表“护国讨乱”通电，同时致电黄兴，要他“及早觉悟，敛兵效顺”。这也是这个系列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解说词里说汤“反对二次革命”的由来。要说汤反对“二次革命”还只是停留在通电、发文，那另外一个所谓革命家蔡锷可是真刀实枪带兵上阵与国民党人厮杀的。
“二次革命”既无具体规划，更谈不上有什么战略、策略。应该指出，这次行动是一次军事冒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无法认定它是一次"革命"。为了一个刑事案件，就可以举兵推翻合法政府，这是把政治和国家命运当儿戏。更何况不少国民党人是在自身利益受损纠结于个人得失之际，又被孙中山逼迫下才仓促宣布“独立”，而且内部争权夺利不止，所以未到两个月，袁世凯北洋政府还没怎么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宣布独立各省就在众人谴责中纷纷取消独立。“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那个应桂馨就是在“二次革命”中陈其美自建司令部任驻沪讨袁总司令期间越狱的。1938年8月，已经担任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交际长的周南陔在《锡报》上连续登载自己的回忆录——《宋教仁先生被刺之秘密》，其中提到陈其美率领革命军自南市撤退闸北的一天，他是值日高级副官，当时向陈请示，刺宋要犯应桂馨押在监中，是将他带到闸北军中，还是此时就把他枪毙了？那时陈其美正在爱文义路黄克强公馆里，精神十分疲惫，他思索良久，然后答曰“不必！此案既由司法办理，应由司法处理，我辈想来责备袁世凯违法，现在不能自蹈其咎”。然后，陈其美“用手作势，以手指指向另一手心说：‘放心，放心，总在我们的这里。’”根据当年8月20日天津《大公报》的《宋案要犯应桂馨与姚荣泽逃矣》一文指称监狱狱官吴确生被应氏所贿，“任由应等由该狱大门而出”。一个命案要犯就这么在讨袁军控制的上海逃脱了。
此时的国民党已经成了众矢之的，洪述祖、应桂馨认为自己翻案的机会来了，两人发表数通“平反冤狱”的通电，以早就发现国民党人图谋不轨为由，以为民除害自居，甚至应桂馨向政府提出授勋以及给付奖金的要求。以英雄自居的应桂馨寄居于谭鑫培家中，每天“纵酒寻芳，大张花宴”极为高调，甚至还把自己的相好胡翠云也接到北京到余庆堂搭班。在移居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后，应桂馨把父亲和妻子也接到北京，准备打持久战，向北京政府翻案、讨赏。此等行为自然为其带来了杀身之祸，1914年1月17日晚，即有数条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进入樱桃胡同胡翡云宅邸搜捕，惊恐万状的应氏次日即搭乘客车试图逃至天津，然而却于头等车厢被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与侦探王双喜刺死。沈阳《盛京日报》报道此案时说：“火车行至杨村相近，突有人出刃将其（应桂馨）刺死。当应坐在头等车位时，因房暖只着白绸衫，曾有两人带枪保护，而竟出不防，连伤两刃，且刺客得以免脱，可谓奇也。”
呜呼，“宋案”因应桂馨而起，导致了“二次革命”，中华民国的民主法制进程因此被打断，而应本人也没落个好下场而横死于火车之中。历史的进程有时候就是因为小人物的偶然事件而改变了方向，这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