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汤化龙 卅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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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之死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二次革命”。
国民党的组建就是革命党分裂的结果。章太炎、孙武等人分别出走自立政党,加之同盟会员在临时政府期间大肆操弄招致各界诟病,所以抛弃同盟会尽可能的团结更多人在革命党周围成为必然。明面上国民党成立之时不仅保留了同盟会的基本盘,还吸收了其他一些政党,看起来是个进步,实际上分裂的种子也同时埋了下去。
民初复杂的政治局面在看似一个整体的国民党里面因为政见不同,从成立之日起就分化成稳健派与激进派。以宋教仁为核心的稳健派,认为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革命已经成功,下一阶段作为革命党的同盟会应当转变为参政的国民党,通过选举以国会为平台参与国家建设与治理;以戴季陶、何海鸣为首的激进派则主张继续革命,以武力控制全中国,以革命党掌握政权为最终目的。明面上是戴季陶等人在前台唱戏,实际上大家都明白后面是孙中山、陈其美这些人在鼓动。
清帝退位以后人心思定,都想在一个安定的环境里面过上好日子。所以激进派的主张没有什么市场,反而是主导各界和解的宋教仁异军突起。国民党在国会当中的大胜就是一个证明。激进派自然也不甘心就这么被边缘化。
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时候,孙中山明里暗里是不太愿意的。他曾对宋教仁说现在无论谁当大总统,都很难在短期内让中国有所改观,如果仅从政治入手,势必会越搞越乱。言下之意就是你宋教仁搞的那套政党政治、政党内阁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孙中山才说他希望袁世凯当十年的总统,他自己去搞实业,最好能修个十万里铁路的话。
其实你细想,其实孙中山是认为那时候政治局面复杂,哪怕是袁世凯也不见得能把控,所以把烂摊子甩给袁世凯,他专门去搞看得见摸得着且百姓能直接受益的事情,不仅可以给国民党争取选票,也能为自己增添筹码,将来依然可以再建不世之功勋。
那时候同盟会的名声臭了,孙中山自然脱不了干系。对于孙中山而言交权给袁世凯实属迫不得已。他接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个烂摊子,南京城内以及周边都是各地进京的所谓起义军,高峰的时候有20万之众。这些人要吃要喝,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据资料显示,临时政府财政部3月开支975万,其中陆军支出就达893万。由于财政困难,孙中山、黄兴每天为钱的事情焦头烂额。最困难时,军队伙食由干饭降为稀饭,甚至一天一顿稀饭也无法保证。南京城到处都是游兵散勇,成群结队,军心涣散,几近哗变。





黄兴向孙文讨饷函
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同时南北议和已经达成协议,裁军是必由之路。然而这些丘八老爷哪个都不愿意裁军,不愿意卸甲归田。没钱你哪来的遣散费呢?所以这些“义军”天天去临时政府讨饷要官,一个不满意就哗变,当时的孙中山、黄兴也是“累得吐血”。本来熊希龄谈“善后大借款”的时候,黄兴再三嘱托他筹集一笔军队遣散费,熊希龄对这件事十分上心。“善后大借款”谈判初见成效,熊希龄还没来得及向黄兴报告此消息,就收到了一封电文,斥责他甘受外国人愚弄,使军政受制于外国,国家权力丧失殆尽。电文措辞严厉,不留颜面。落款处赫然署有“黄兴”二字。熊希龄火冒三丈,他本是受黄兴所托才费心尽力去借款的,没想到现在反遭斥责,一片好心挨了一记响亮的大耳光,这口气怎么咽得下?盛怒之下,熊希龄把黄兴发给他的催款电文公之于报,并将黄兴狠狠嘲讽了一番。两人自此闹翻。得罪了财政总长,黄兴的日子更加难过。
黄兴不得已跑到上海找唐绍仪帮忙另辟蹊径以南京留守府名义向外国银行借款。就在此时,1912年4月11日,驻扎的太平桥一带繁华地带的俞应麓统率的江西军第二十七、二十八团总计二千多士兵哗变。11日夜,他们趁黄兴前往上海筹钱之际,冲出营区,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大肆抢劫。留守府总务处长何成睿立刻以副官长名义向城外王芝祥的广西军求助。由于事发突然,为迅速控制局势,震慑其他部队,留守处决定从严处理。只要是这两个团的士兵,大都未经军法审讯,直接拉到留守府后面的水塘处决,后来统计枪毙、铡杀约七、八百人,那个水塘尸集如山,水色殷红。其后赣军剩下部队全部遣散。如此手段党内党外见者寒心。
这个烫手山芋谁接谁头大。一个月后,黄兴通电辞去留守职位,又来个脚底板抹油——溜了。这样的烂摊子你以为孙中山能独自支撑?所以孙中山退出权力中心是逼不得已,虽然宣称自己效仿华盛顿,实际上心心念念还是要重返权力巅峰。